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副刊)
人物介绍：汪海粟，1954年11月生于武汉。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生导师、MBA学院院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评估准则技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武汉中小企业协会顾问、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顾问。2000年底被国际资产评估准则委员会遴选为新兴市场国家准则起草专家组成员。
“国企改革是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最艰难、最关键环节，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释放了巨大的经济能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近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汪海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对国企改革作出了上述评价。
历经债权约束、产权约束、综合约束三个阶段
问：2008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新年致辞中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如果把国企改革30年比作一部通史，您怎么断代？
汪海粟（以下称“汪”）：改革的过程既是一个激励创新过程，也是一个约束优化的过程。要断代，可分为债权约束、产权约束、综合约束三个阶段。
问：能具体解读一下这三个阶段吗？
汪：从1978年到90年代初是调整政企关系、引入债权约束期。中国经济施行双轨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一个参照系，使人们看到市场配置资源比政府配置资源更有效率。所以政府在国有企业中推出了承包、租赁和拨改贷等系列改革，一则尝试放权让利，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二则希望借助契约，引入债权约束。这类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因难以触及企业产权制度，而不能化解体制障碍和历史包袱。
90年代初至世纪之交是确立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强化产权约束期。由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达成共识，大量国有企业都开始并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具备了混合多元的产权格局，使经营性国有资产具备了国有资本的属性，能通过资本市场流动重组。但该项改革仍然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职工对企业的人身依附、以及巨额债务等问题，企业遭遇产权改革的“天花板”；
2000年以来可称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综合约束期。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包括产权、债权、和人权（用工权）在内的战略重组，许多城市对地方国有企业进行了具有质变和突变性质的改革，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民众心态演进的结果。改革所表现的系统性、规模性和开放性特征，使国有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质量得以明显改善。
国企改革各个阶段武汉都涌现出了先例与范例
问：上述三个阶段，武汉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和人物？
汪：在80年代中期，武汉汽车发动机厂的陈启发小组 (11名工人)，用3万多块钱租赁了该企业，引领了当时国企改革的潮流。
1994年，武汉市成立综合性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24家股份制公司的国有股统一行使所有权，集中经营。该公司在全国率先通过资本市场，公开转让国有股权，其促成的“宝安收购马应龙”和“海尔收购希岛”的案例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先例与范例。该公司创始人李勇和刘中桥虽英年早逝，但武汉国企改革的成就凝结了他们的智慧和心血。
2000年，武汉市政府颁布102号文件。对1909家企业进行整体改制，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局部休克”模式。该模式既是改革由点到面的转折，又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产权、债权和人权改革的良性互动的结果。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用二至三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市属中小国有企业的改制，顺利达到了调整经济结构、减轻财政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预期目的，不能不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探索。
正因为这些，所以学术界将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分为武汉、深圳和上海三大模式。
问：在湖北，在武汉，以您的研究，哪些企业可以看成国企改革波澜壮阔30年的一个缩影？
汪：武汉有机，从某种意义上看，该公司是武汉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缩影。30年来，有些国有企业因为资不抵债，垮掉了；有些国有企业因为结构调整，消失了；有些国有企业因为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名了……有些企业，经历了改革的全过程，通过转制，获取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武汉有机就是这类企业的代表。
还有武商，在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风风雨雨30年，经历了从小到大，从一种业态到多种业态，从一个地区到多个地区，从毛冬声时代到王冬生时代，尽管遭遇过很多问题，但依然存在，依然发展，依然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对象。
问：“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决定了改革者要为“摸”字付出代价。比如在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承包制、股份制试点等改革路上，屡有国企老总落马，怎么评价这些经济人物受到的挫折？
汪：除了个人原因外，也有体制改革未能与时俱进的原因。中国经济转轨导致了不同企业间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在同一个行业中，从事同一个产品的生产，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工资福利，和国有企业做出同样贡献的管理人员所得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说是“59岁现象”赖以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岗职工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上功不可没
问：伴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下岗”成为全社会的伤痛。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汪：2006年，我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做访问学者，发现在美国，包括福特公司在内的大型企业，也面临关闭工厂，遣散职工的事情。这表明在经济结构的变革中，因企业破产、倒闭，引发的职工安置的问题，是世界性的。
改革是痛苦的。以前我们觉得国有企业都是铁饭碗，“生老病死有依靠”。随着市场的发展，人们看到，政府有限的资源无法应对企业改革难以穷尽的问题。我印象很深的是，十年前曾跟李宪生同志到武昌区胭脂路的一家国有棉纺厂调查，工厂停产多年，工人的医药费不能报销，工资不能发放……下岗职工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上，功不可没。关于下岗工人的问题，首先需要反思职工身份补偿的政策，应该建立弱者救助机制。
问：怎么讲？
汪：目前在职工身份补偿中存在占有不公决定分配不公的现象。弱者救助机制就是只补弱者。第一，企业改制，有人上岗，有人下岗，下岗的人应该补，上岗的未必应该补；第二，得到培训与没得到培训的要区别对待；第三，企业中，既有强者，也有弱者，不能对新人与老人，正常人与病人实施同种政策。
还有，一次买断和一次补偿，限制了资产的变现空间和变现能力，同时也没有构建出对下岗职工细水长流的社保支撑，应该变一次补偿为细水长流式的补偿。
体制变革引发了家庭结构的变化。我们不能不看到，为了适应改革，中国许多家庭出现了一家两制的格局，家庭成员中，有的因改革受益，有的因改革受损，在现实中受益的通常都在帮助受损的。走到今天，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责任意识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改革是一个事业，是让所有的人充满希望的事业。改革应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证，或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未来得到保障。改革在早期，需要一些人先知先觉，引领潮流。到今天，无论改革目标的设定，还是改革道路的选择，都应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改革付出代价的老百姓的心声。任何改革，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无法成功。
回首30年武汉的名牌为什么大都“昙花一现”
问：温家宝总理强调，“名牌不仅是一个企业经济实力和市场信誉的重要标志，拥有名牌的多少，还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回首国企改革30年，有一个感觉，就是武汉的名牌大都凋落了。
汪：的确，我们的改革可圈可点，武汉市如今已进入3000亿元的城市俱乐部。但不得不看到，武汉经济发展，就其水平和速度而言，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差距在不断扩大，即使与内地某些城市相比，也出现令人担忧的迹象。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产品的影响力在下降。“荷花”牌洗衣机、“希岛”牌冷柜、“莺歌”牌电视、“长江”牌收录机等品牌曾经让武汉市民感到自豪，现在都已销声匿迹。没有名牌产品，或名牌产品较少，城市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问：品牌凋落的原因是什么？
汪：整体上看，一是无形资产意识淡化。二是中部地区的政策环境，使企业做大做强的冲动和激情受到限制。三是武汉地区在过去30年中，对外开放力度有限，受国际市场影响和拉动的机制尚待优化。
问：比如活力28，曾经多么强大，它的凋落让人痛心。
汪：商标或品牌保护，政府应有所作为。第一，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有所创新，建立品牌；第二，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应不以牺牲地方品牌为条件；第三，需要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维护品牌，鼓励企业构建长期行为打造地方名牌。
武汉经济的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小与大的关系。一是让小人物产生创造大事业的梦想；二是让小企业具备谋取大效益的能力；三是让相对小型的研发机构，发挥带动大产业的效应；四是构建一个相对有效的小政府，去引导在中部崛起中不断成长的武汉大市场……这些关系处理好了，武汉将不乏品牌产品，武汉将不缺知名企业。
未来几年内国企改革的重头戏将在垄断性行业
问：“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十七大报告在部署国有企业改革时如是表述。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国企改革的重头戏是什么？
汪：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将进行重要改革。
问：过去一年中，国企并购现象特别引人注目，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您认为，武汉国企怎样才能在愈来愈激烈的竞争中给“优胜”？
汪：创新最重要，要从“武汉制造”向“武汉创造”转型。武汉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富集的地区，有明显的科研优势，可以实现由中部制造设计中心向中国设计制造中心的战略转化。但目前，武汉科研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值得关注。武汉是科研人才培养大市，却还不是科研人才创业大市。要激活创新机制，首先就应强调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其次应强调对科技人员的尊重，第三应强调对在汉的研发机构的政策倾斜。
问：国企改革进入新阶段，未来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汪：从数量来看，国有企业将越来越少，它们将被配置于非国有经济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条件进入的领域，如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应对突发危机的领域。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引导和基础作用将被强化。
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的概念有待研究。因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国有参股企业不宜简单称之为国有企业，即使国家控股企业也有同样问题。
我认为，在一些关系老百姓生活稳定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业，国有经济还有发展的必要。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引导性领域，如高科技产业，国有资本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鼓励中国科技创新。另外，国家也应建立类似美国政府小企业局的机构，积极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中小企业孵化器的作用。
